在10月29日上午，北京大兴殡仪馆为老艺术家戈治均举行了送别仪式。这位90岁的老人离开了，大家本来只是来怀念一位演技好的影帝。但是随着对他的生平进行梳理，人们发现他背后有一个更厉害的人物。这对父子的故事里有中国话剧界几十年的变化情况。
戈治均是陕西人艺的演员，他拿过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。但是他演的大多是配角，比如《秋菊打官司》里的李公安。他的性格很朴实，他在六十五岁获奖的时候还觉得不知道手和脚放在哪里好。他本来是西安交大的工科学生，因为喜欢文艺才转行去演戏，他在剧团里待了六十年。这种低调务实的作风，对他的家庭有很大的影响。
戈家也有戏剧的底蕴。戈治均的父亲杜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剧作家，他的母亲是大学教师。戈大立在一九七零年生于西安，他从小就在“戏比吃饭重要”的氛围里长大。他没有顺着父亲的路去学表演，而是考进中央戏剧学院读了戏剧文学系。这个选择很特别，他瞄准的是连接艺术与市场的制作人角色。
戈大立的职业生涯和导演孟京辉连在一起。两个人一起工作了20年，戈大立管找钱、管账和卖票的事，孟京辉管艺术创作的事。这样的分工很清楚。戈大立像公司的CEO和销售总监，他帮孟京辉那些先锋大胆的艺术想法变成真的，让剧目能顺利排演并给观众看。
在一九九九年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。当时在排演《恋爱的犀牛》的时候，投资方突然撤走了资金，留下了二十多万的资金缺口。孟京辉很着急，想要把房子抵押出去。戈大立站出来说由他来承担，解决了资金和场地的问题。最后这部戏在北兵马司胡同进行了第一次演出，因为看的人很多，连过道都加了座位，票房超过了五十万，它成了第一部真正卖座的小剧场话剧。
这次成功让他们的合作有了基础。在那之后，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》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》等作品也接连上演。在2012年，戈大立监制了由黄渤、袁泉主演的《活着》，他把余华的小说放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。这些作品不但有人叫好，而且在商业上也有成功，这说明了他的运营能力。
戈大立的职位也在一直往上升。在2014年，他当上了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副院长，并且说话剧要像电影那样去做院线发行。这个看法在那时是很靠前的，这说明了他对市场有很快的反应。他不只是知道艺术，他还知道怎么让行业转起来，以及怎么让钱流动得更快，这和那些只低头做创作的领导是不相同的。
在2020年底，文旅部让戈大立做国家话剧院艺术总监，他的级别是正局级。后来他又去国家大剧院当副院长。在2024年4月，他还用艺术总监的身份去了新剧的建组会。他从幕后做事的人变成行业里管事情的人，他一步一步走到中国话剧舞台的最高决策层，他管着一半的资源调配。
看这对父子，他们的不同很大。父亲戈治均在灯光下，用1辈子时间把小人物演好，让观众尊重他。儿子戈大立很少露面，却在后面为行业搭起梯子，让大戏能上演。一个在前面演日常的生活，一个在后面做商业的事。这种继承和配合，也反映了中国话剧在这几十年里的发展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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